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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旧的处罚种类无法被安置。
另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非法所得计算方法问题的通知》（工商检字〔1989〕第336号）规定：一、在生产经营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构成投机倒把违法违章行为的，其非法所得的计算方法是：凡有进销价（包括批发价、零售价）的，以销价与进价之差作为非法所得。因此，我国《行政处罚法》仍然需要在制裁性的概念框架之下丰富处罚种类。
长期以来，大量的质疑和否认使地方立法机关望而却步。[77] 同前注[5]，胡建淼文。[35] 洪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版，第457页。应松年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行政机关不但无法击中违法者的要害，因为它们尚需要虑及比例原则，同时还有可能会损及其他一般违法行为人的权益。
第一，概念条款可以起统摄作用。诚然，现有的分类条款已经可以将大部分制裁行为囊括其中。刑事诉讼法为落实《宪法》第130条规定而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立的辩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
(21)所以，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应着重审查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否符合宪法关于公民的主体性、人格尊严的保护标准，是否存在重协商结果而轻权利保护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表意瑕疵等问题。而审前职能部门的从宽承诺的合法性、确实性又是一个难题。所以，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的认罪自愿性审查的同时，还可以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知悉性进行审查，促使被告人自主、自决权的实现，以确保被告人的主体性。对此，在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应合理协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与人民法院的刑罚适用权，使这一制度有效发挥宪法功能的同时保持宪法界限。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以及基于认罪认罚的诉讼权利处分、程序选择及具结书内容形成，是否可能存在表意瑕疵与表意瑕疵的类型及其处理等问题，亦未有明确规定。(二)宪法利益平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 从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来看，刑事诉讼法有关国家刑罚权的规定是实体刑法刑罚体系得以实现的保障。
(26)因此，为保障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能与其他被告人享有同等程度的权利保护，从人权保障上来看，重点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认罪认罚上形成实体和程序上的合意，并由人民法院对合意内容进行确认。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值班律师，但对于值班律师的介入条件、辩护职责及卷宗材料查阅等仍需进一步细化，并将值班律师的介入、被告人的有效辩护作为诉讼合意有效性的前提，以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平等武装，从而协助人民法院发现实体真实，使其正确裁判。(24)孙长永：《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①基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应运而生。
为此，如何在法、检、公三机关配合的基础上，平衡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及检察机关在认罪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24)在法治原则下，个人对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等的处分不得成为国家优化司法资源、缓解诉累的手段或工具。(30)同时，在宪法正当程序原则、法治原则等基础上，犯罪嫌疑人认罪案件繁简分流的标准应该予以细化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自主选择与决定、参与对话协商等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
(28)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规定，在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所应关注的可能不再是庭审程序控、辩、审三方关系的展开，而是在人民检察院有关认罪认罚情况、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如何快速解决案件的问题。第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条款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宪性控制。
在诉讼当事人与法检公的关系纬度，宪法赋予个人的诉讼权利、辩护权等体现国家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积极保护的义务。法治原则预设了个人自由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
为此，在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认定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不仅应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而且还应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⑦参见林俊益：《刑事诉讼法》(上册)，新学林2016年版，第4-8页。(19)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制度中，正义与效率不应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蕴含人权保障、主体交互性的理念。因此，无论是从比例原则还是以诉讼经济的考虑出发，国家对于犯罪的追诉不可能使用完全相当的追诉方式，不同犯罪的追诉方式应加以区别。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也在于实现一个依照实体刑法刑罚权体系的正确裁判。本文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意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宪法问题。
(14)参见何鹏：《刑法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⑩周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化的重点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在刑事速裁程序下，人民法院通常会接受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如果量刑建议存在程序瑕疵的话，有可能影响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20)为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自愿性的保障应具有全程性，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
②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宪法界限 。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不仅可以从宽处理，还可以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20)参见贾志强：《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以诉讼合意为视角》，《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法、检、公审查的重点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区分涉财案件和非涉财案件，并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隐匿、转移财产而不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或不缴纳罚金等情况。从程序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和司法资源配置优化。
(28)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三，从法检公的关系来看，如果不能正确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可能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如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采纳、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弱化等。
就刑事诉讼程序的展开来看，也改变了以往既定的刑事程序，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量刑程序的参与等。此外，以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作为速裁程序的条件，也体现了国家的人道主义关怀。
法、检、公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展开，是一项公权力行为，应受到宪法的调控。地方实施细则对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设置不同条件的做法，可能会限缩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减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有违宪法的平等原则。
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并保障被告权利的双重取向，蕴含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理念。同时，根据《宪法》第13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认罪协商中可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追溯到制度设计的本源，回归到宪法原则与立场，从宪法精神和具体制度出发，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基础。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31)参见韩大元、于文豪：《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均衡性，在实体层面体现在被告人被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程序上体现在强制措施的变更、诉讼程序的从简。
③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运行来看，宪法利益平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在：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针对的是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大增的严峻形势，在现有司法资源难以负荷的背景下提出的，有改革的必要性。因此，为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建立在客观真实之上，法、检、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环节，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确认，应符合国家追诉法定主义、个人罪责主义和法定证明标准等要求。
值班律师的作用在于监督公权力，确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免受不法、不当侵害。(三)国家保护义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而言，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施行法和测震器，在合宪法秩序下，刑事诉讼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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